截至5月7日，伊斯兰世界共有超过35万人确诊，其中土耳其与伊朗尤其严重。土耳其已有126,045宗确诊，3,397人死亡；伊朗则有97,424宗确诊，6,203人丧命。病毒看似可怕，却不过是引子。无论是伊斯兰世界中较为世俗化的土耳其，还是坚守政教合一传统的伊朗，此次疫情就如野火，以人命为薪，直燎两国的社会基础，既撼动固有宗教实践，也激化阶级对立与政治斗争，更令隐于其下的管治脆弱性暴露无遗。
综观疫情在土耳其与伊朗的爆发经过，可见一共同特征：两国皆错失早期预警的黄金时间，未能提前部署，导致日后的病毒大扩散。
此次疫情中，土耳其与伊朗皆错失早期预警的黄金时间，未能提前部署，导致了日后的病毒大扩散。图为埃尔多安与鲁哈尼于2016年会谈之景
哨声之下的若无其事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妇女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经医生查问旅游史后，表示自己刚从伊朗归国。无独有偶，周遭的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巴基斯坦与格鲁吉亚等，也在几日后纷纷通报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国内验出有过伊朗旅游史的确诊患者。
反观伊朗，当局虽于2月19日才宣布验出两宗确诊案例，但依前述跨国传染规模观之，应早有社区感染现象。而细察伊朗本土头两起确诊案例，这两位患者恰有一共通点：全都来自什叶派圣城库姆（Qom）。虽说病毒传入库姆的初始途径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布消息前，当地显然已成疫情肆虐区，更令无数朝圣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载体，将病毒带回故乡。随后疫情加剧，伊朗政府取消了德黑兰等大城的清真寺周五聚礼（Jummah），却始终讳言对国内诸圣城的处置，就连面对扩散之源的库姆，也只是要求其控管朝圣人数。直到3月16日，全国已出现14,991宗确诊，853人丧命，伊朗政府这才下令封锁库姆与马什哈德（Mashhad）的圣陵与清真寺，严禁朝圣，却已错过黄金封锁时间。
疫情爆发后，伊朗派出卫生人员消毒清真寺
另一方面，土耳其恰好被伊朗与欧洲两大重灾区夹击，却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验出首宗确诊案例。综观彼时邻国疫况，除了正值内战的叙利亚情势未明外，东部接壤的伊朗已出现9,000宗确诊，伊拉克、希腊、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保加利亚等也都有百宗以内的确诊数。反观被包围居中的土耳其，不仅是世界级观光大国，更有高达8,200万人口，竟能独善其身，显然不符常理。可见不仅政府未仔细排查，就连民众本身也掉以轻心。
但与伊朗相较，土耳其的早期防疫态度更为积极，其先于1月24日终止了由武汉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更在2月3日取消所有从中国与伊朗飞往土耳其的航班，同时关闭对伊边界，意图阻绝输入性病例，又于3月2日起拒绝伊朗、伊拉克、韩国、中国和意大利五国公民入境。
只是上述举措看似快刀斩乱麻，却防范不了五国以外的移民工与观光客，且土耳其政府在宣布停飞与拒绝入境的政令后，便进入一段内部防疫空白期，既未要求人民注意防疫与健康状况，也未关闭任何公众场所，甚至直到周遭各国都已出现确诊案例后，才于3月8日勉为其难宣布对公众场所、学校与公交进行大规模消毒，并在伊斯坦布尔的公交车站放置洗手液。但由于人群往来依旧，故暂时性消毒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土耳其政府派员消毒巴札（市集）
3月11日，土耳其出现第一例确诊，政府终于在隔日宣布关闭学校与体育场，并出台遥距教学的政策；然而大多数公众场合却不在此列，于是人们便继续过着近距离接触的生活。而后随着确诊数持续飙升，政府终于下令关闭大部份公众场所，但清真寺仍可在周五聚礼以外的时间开放，法令也仅要求人民“自愿隔离”，甚至直到确诊数高达5,698宗的3月27日，才发布迟来的禁令，宣布取消所有国际航班，却明显已是缓不济急。
虽然土耳其掌权的是名义上世俗化的总统，而伊朗切实掌权的是最高精神领袖，但由两国疫情初期的轻率可见，政制差异的本并不一定能决定抗疫成效的末，本末的关系还是要靠人力影响去决定。
伊朗：信仰与病毒的冲撞
而在沦陷的图景背后，正有两位各有思量的国家领导人来回踱步。
2月21日恰好是伊朗四年一度的国会大选，政府为获取足够支撑政权合法性的投票率，便向民众保证伊朗境内绝无疫情，甚至说出“患者不必前往医院，在家休息喝水补充维生素就行”、“所谓新冠疫情，不过就是西方要让伊朗恐慌的人造阴谋”等话语，更嘲讽武汉封城是一战前的老方法。后来实是纸包不住火，这才公布了两宗确诊案例。
然而坦承出现疫情后，政府又面临新难题：究竟该如何处置库姆等圣城？这个问题之所以棘手，在于政府担忧得罪底层群众。在伊朗的政治光谱中，底层人民因难求分配正义，故往往都是宗教场域里的保守派，其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外，就是作礼拜与朝圣。每到周五聚礼时，底层人民常至小区清真寺听伊玛目（教士）宣讲，内容不仅包含宗教教义，也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充斥着“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等口号。在底层人民的生活中，清真寺不仅是信仰依托，更是构筑世界观的重要场域。
清真寺在伊朗的政治、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图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带领官员参加礼拜之景
共和国建政之初，底层人民曾大力拥护神权政府；但随伊朗近年经济急速崩坏，他们也开始站到政权对立面：2017年是因鸡蛋涨价而暴动，2019年则为油价调涨而上街，后者更招致共和国建政以来最血腥镇压。然而政府也深知经济沉痾短期难救，且恐怕还要继续恶化，故只能寄希望于清真寺系统，让其尽可能宣扬反美叙事，疏导底层人民的怨怼。但没想到会在半路杀出疫情这个程咬金。
在得知政府封锁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陵、库姆的法蒂玛圣陵后，底层人民果不其然火冒三丈，聚众包围清真寺，更不顾安全部队围阻，突破人墙、强闯入寺，直至政府派援才勉强撤出。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的担忧成真了，但为防堵疫情，恐也只能如此。
土耳其：疲弱经济再遇风雨
反观土耳其，连年趋向伊斯兰化的总统埃尔多安在疫情来袭的危局中，却更为忧心该国本已疲弱的经济环境。回顾疫情前的土耳其，正是经历里拉重贬的劫后余生，这场金融危机的远因是长期的经济过热，以及政治力对央行利息政策的惯性介入。这时倘若再出现颗偶然的火种，便容易引发市场不稳因素的连环爆。不巧的是，经济制裁恰好就扮演这类角色。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土耳其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提升一倍，随即导致里拉重贬20%，逼近崩盘。而市场的后续反应也恰如推倒多米诺骨牌般，一发不可收拾：外债危机、债务违约接踵而至，通胀与失业率宛如雪球般愈滚愈大，最终将土耳其崛起与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威望一同撞下神坛。
在疫情蔓延前，土耳其便已经历近两年的货币疲软、高负债、外汇储备减少与高失业率惨况，故埃尔多安在疫情初期不敢全面禁绝观光，至今也未能强硬封城，只能下达适用于周末的48小时居家令，并在平日要求20岁以下青年、65岁长者不得外出，以求在维持经济运作之余，尽可能降低损害。
埃尔多安为维系土国经济活络，未敢实行封城等强制性防疫策略
综观如今土伊两国疫况，伊朗已和缓不少，且正带病复工，政府也已宣布将视情况开放清真寺；土耳其则透过免费配给口罩、加强病毒检验能力等，将疫情控制在缓幅上升的境况。然而，艰难过后，这场疫情无论如何对土伊两国也是一场惨痛的教训。伊朗的政教合一使之在信仰与抗疫要务发生冲突时难以取舍；土耳其则犯了欧美多国对“远在天边”疫情掉以轻心的通病，以致近年挽救经济的努力付诸东流。说到底，防疫抗疫是一个管治的问题，当管治能力不足、管治优次出了乱子，这两个在伊斯兰世界政制光谱两沿的国家，也难免走上同一的抗疫命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