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以来，新加坡疫情的走向令分析人士颇为惊讶。新加坡在2月13日和3月10日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表扬为“防疫典范”，可这个城市国家在两个月后竟陡然出现两次疫情爆发。当外界试图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寻找答案时，新加坡患者的人口分布已经说明了问题。其传统的“外籍劳工问题”已经成为危机的关键。而这一点折射出的深远影响可能也是新加坡的难言之隐。
疫情真正的爆发点
很多观察家在得知新加坡“二次爆发”之后，试图急于得出一个结论，即新加坡的防疫行动失败了。在4月16日时，新加坡淡马锡公司首脑、总理夫人何晶也发表讲话，称“新加坡低估了新冠病毒并尝试使用应对SARS的方式应对新冠肺炎，并为此付出代价”。
何晶还专门强调此次风波在于新加坡海外返回人员居家隔离管理不力，以致“不能甄别出无症状感染者”，以致累及外籍劳工云云。这番讲话的重点让外界迅速以为到新加坡无症状感染者肆虐，以至于其“封城”等行动似乎受到影响。但从新加坡疫情的实际情况看去，这番发言又未免避重就轻，掩盖重点。
到3月23日后，曾经是旅游天堂的新加坡已经闭门谢客
资料显示，在新加坡到4月17日已知的5,050名患者中，除569名海外输入患者，在剩下的4,427名本地患者里，约2,689名患者是与新加坡本地居民在生活、工作等领域早就形成界限且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外籍劳工（新加坡称“客工”）。考虑到这一人群在新加坡560万常住人口中只有32.3万，其患者总量却占了本地患者的60%。这一比例无疑极不正常。
到4月后的第二次爆发中，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外籍工人。譬如在4月16日检出的728名患者中，就有680人是“客工”，患病的新加坡本地市民只有48人；在17日检出的623名患者中，外籍劳工为595人，本地市民只有27人。
2月上旬的挤兑风潮并没有让新加坡陷于物质匮乏
目前，新加坡全境43处外劳宿舍中，已有一半以上发生疫情，新加坡医学人士也发现，新加坡居住在宿舍的外籍劳工染疫的概率是一般社区居民的40倍以上。这就意味着此次疫情的核心并不在于“无症状感染者”在新加坡的穿行，而在于外籍工人生存状况的恶劣。
新加坡仍未失败
就新加坡管控疫情的思路来说，其思路、举措与成效仍然是成功的。该国从1月31日到3月22日的“拒绝短期访客入境”政策基本用简单手段逐步实现了与疫区人员交流的物理隔绝。
在2020年2月8日，新加坡的印度裔市民正常地在小印度一带举行了大宝森节的庆祝仪式，很多印裔外籍劳工也会流连于此，但在疫情发生后，很多人忙于工作，已经很难前往游逛了
此外，新加坡还利用法律手段，对有过疫区旅行史的新加坡居民颁布“隔离令”，以法律强制力要求相关人等必须居家观察隔离14天，违者可被课以从罚款10,000新加坡元（约合7,021美元）到入狱不等的惩罚。
再者，新加坡也的确有相应的医疗基础。新加坡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PHPC）系统已经将旗下884处私立诊所改造成为发热诊所，他们参与了新加坡政府对医疗资源的调度行动，并避免了公立大型医院的资源挤兑。
这一系列现状似乎证明了一件事：新加坡的防疫政策可能仍然是有效的，但这仅仅是对新加坡本地市民而言。考虑到新加坡在2月上旬和3月上旬分别出现过两次本地疫情高峰，加之新加坡出于用工需求，仍然允许外籍劳工继续聚集。这使得新加坡固然可以对体面的市民阶层采取颇有成效的防疫，但这些措施可能未必会聚焦到“外劳”身上。
比抗疫失败更可怕的
事实上，对新加坡最底层的绝大多数140万外籍工人尤其是32.3万居住在宿舍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健康和其人居、人权等要素一样，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虽然在新加坡外籍劳工中，不乏持EP（Employment Pass）工作准证，有望取得新加坡永居资格的“高端人士”，但更多的只是持WP（Work Permit）, SP（S
Pass）两类准证前来从事低端劳动的贫困人士。
对新加坡来说，百余万“外劳”肩负了新加坡本地市民不愿做、做不了又一时急需的体力、技能类职业。但他们的待遇却不佳，尤其是持WP证的工人，更是重灾区。新加坡的劳工组织发现，这一大类工人月薪约在500新加坡元（约合351.5美元）上下，长期加班却经常欠薪，雇主为节约成本又将宿舍安排在偏远地区，直接形成了社会隔离（social segregation）。而今，他们遭遇的厄运又多了新冠病毒这一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加坡当局自己也清楚外籍工人的困境。当地舆论也有“过去一个星期客工确诊案例的逐日增加，因此是在当局预料之中，但却不是一般民众可以理解的”的声音。
外籍劳工的区别对待问题已经是新加坡多年来的难言之隐，被当地人有意拉开距离的外籍劳工问题似乎更折射出了某种近乎于“种族歧视”的隐患，加之“种族歧视”的问题可能比新冠疫情还要糟糕，这或许也就是新加坡方面放出话来，宣布自己抗疫失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