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步入3月下旬，各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已然于3月15日超过中国境内，其中尤以欧洲各国最为严重。意大利疫情严重程度堪比湖北，累积确诊病例甚至超过各国疫情中第三及第四严重的伊朗和韩国之和，致死率更居高不下。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国也难言乐观。即便是刚刚“脱欧”的英国，也以1,400多例确诊，数十人死亡的情形令人堪忧。
正是在此背景下，英国、法国、德国三国政府近日围绕“群体免疫”的表态，引发了广泛关注及争议。
简而言之，这三个欧洲大国政府认为病毒根除的唯一方法，是待其传染至过半人口，人们形成“群体免疫”后，自动消失。用默克尔3月11日在柏林记者会上的表态，“面临病毒的存在，而人口没有免疫力，亦没有治疗措施，那么60%至70%的人口将会被感染”，“（我们的）工作重心应当是放缓病毒的传播，避免医疗卫生体系负担过重。重中之重是争取时间”。
因此，相较于中国、意大利、韩国、伊朗等国“消灭病毒，研制疫苗”的处理措施，英法德三国政府的防疫重点不是消灭病毒，而是放缓疫情传播，包括减少大型集会、关闭口岸。放缓病毒传播，为了达成该策略，各国采取了诸如关闭酒吧、要求老年人自我隔离、关闭口岸等措施。对比中国、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法国至今为止的措施比较宽松，德国的措施更为宽松，英国的措施尤为宽松。
来自业内的激烈反对
面对疫情，英法德政府这种“放缓传染，等待免疫”的思路，在得到部分人士认同的同时，也遭到颇为激烈的反对。
3月14日，四百余名科学家联署发表题为《即刻于全英境内采取更严厉社会疏离措施的公开呼吁》的公开信（Public request to take stronger measures of social
distancing across the UK with immediate effect），质疑英国政府的做法，称当局未能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来遏制疫情，呼吁在社会疏离方面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以阻止人们相互接触。
200多名英国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签署的另一封公开信表示，政府的思路太受“社会疲劳”观点的影响，“如行为疲劳确实是政府决定推迟实施限制措施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敦促政府分享支持这一决定的充分证据基础。如没有证据基础，我们敦促政府重新考虑这些决定”。
截至伦敦时间3月16日9时20分，该份《即刻于全英境内采取更严厉社会疏离措施的公开呼吁》公开信已经有460名专家签字署名。
此外，英国免疫学会（British
Society for Immunology）主席Arne Akbar教授则在近期来自英国学界的第三封公开信中对政府的抗疫战略提出了重大疑问，“英国的公共卫生战略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其目的是建立群体免疫以保护民众。在免疫学界内部，我们对这样的战略抱有重大疑问”。Akbar主席敦促政府加强社会疏离措施，并发布其建模数据，让科学界能够进行审议，以更好地预测疫情演变过程。
世界卫生组织前主任科斯特洛（Anthony Costello）更称，英国此时实行“群体免疫”，违反世卫遏止疫情的原则，他又引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所言，“如果应对疫情的国策由遏制改为缓和，是错误和危险的。”科斯特洛又表示，“群体免疫”或未能持久，假如病毒每年变异，群体免疫力会因病毒有所不同失效，科学家对武汉肺炎病毒的反应掌握仍相当不足，他认为争取时间研发疫苗仍然是较安全的做法。
那么，为何英国、法国、德国政府会以这种思路应对疫情？应该说，这种思路是可以理解，却难以接受的。
可以理解，难以接受
之所以可以理解，在于COVID-19已经是全球大流行，且各国很难如中国一般采取防控模式，亦没有中国政府与人民之间强大的社会动员及配合力，复没有韩国高度发达和广泛普及的移动电子科技水平，更没有中国兴举国之力协助湖北的医疗资源。
尤其是最后这一点，意大利当下医疗体系近乎坍塌的状态，不得不令欧洲各邻国谨慎思索。意大利类同于湖北，湖北疫情期间医疗体系险峻的状况，实有赖举国各省相支援才得以缓解。而欧盟纵然整体医疗水平和资源皆优于中国，但是在疫情面前没有“欧盟”，只有“德法英意”。以德国情况为例，默克尔在表示柏林方面将“不惜手段”控制德国境内病毒的同时，也拒绝承诺将对疫情严重的意大利予以直接的物资援助。大难临头，各自飞。
与此同时，随着疫情的经济后果日益明显，中国为抗击疫情已经付出巨大代价，社会储蓄率远不如中国的欧洲各国倘若采取类似措施，其代价可能会远远超过疾病本身。
而按照英法德以“群体免疫”为目标所采取的“延缓策略”，通过告知民众最差的结局，再宣布一系列终止大型活动的措施，就可以加强民众的理解。在这期间，通过大幅度地增加医院的应对能力，亦可尽量避免发生医疗挤兑。在这些领域，以德国为例，也确实有加大对社区医院的培训，加速医院对疫情的应对，加快对疑似病人的迅速筛查与确诊，迅速实施隔离，缩短确诊与住院时间。
归根结柢，如今英法德等国领导人或许在想，我们若能像中国一样“全面消毒”、“加速研发疫苗”当然最好，但我们做不到“全面消毒”，医疗资源方面亦无法“举欧盟支援”，待得疫苗研制乃至批量生产后，也未必能说服民众“全民疫苗”，所以只能“群体免疫”。
可是，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前主任科斯特洛表示，“群体免疫”或未能持久，假如病毒每年变异，群体免疫力会因病毒有所不同失效。此外，香港业内权威人士、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也于3月15日表示，部分西方国家采用传统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策略控制疫症，此策略较常于疫症死亡率非常低时才适用，但今次疫症死亡率处于1至3%，若使用有关策略，大量长者或长期病患者染病后须入院，急症室、病房，甚至深切治疗部全部都会“爆满”，有机会令医疗系统瘫痪。
更何况，当今之世人员交流频繁，即使最严格的防控措施也难防“漏网之鱼”前往他国的情况，令他国承担本国之责任的同时，对世界整体防疫也没有好处。
因此，纵然有诸多“我们实在办不到”的理由，纵然“放缓疫情，等待免疫”的策略可以被理解，也断然无法被接受——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
意大利用搭建帐篷医院来缓解医疗资源不足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
近日来，英国、法国、德国政府的相关表态在中国两岸三地都受到广泛报导，且普遍受到批评与质疑。究其原因，如果文化差异、政治能力差异这些原因人们还能勉强接受，那么“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你什么都没做就放弃，甚至有可能让我功亏一篑”的心态，才是中国网民愤怒的原因。
诚然，各国国情不同，各国政府皆需针对国情采取更合适的措施。而欧洲各国从政府到国民，不乏很多人直到今天依旧认为，新冠病毒是一个“病死概率很低，身体健康的人根本不必太在意”的病毒。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种认知是很短视的。但外国的情况是否就一定会跟中国经验一样？这或许值得思索。
不过，这并没有回答“病毒可能因为欧洲各国管控不当而拖累他国”的质疑。毕竟，意大利那种“亡羊补牢”，且“虽然能力有限，但也在竭力防疫”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而英法德这种“坐等群体免疫”的行为，则实在无法被理解。
更何况，直到今天依旧有人否认中国为防止疫情扩散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无视在当今全球化情势下“病毒无国界”的事实，指控“中国人应为病毒负责”。那么，当中国内地、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好不容易将疫情控制在缓和状态，却因英德法政府这种近乎“放任自流”的策略而暴露在巨大风险之下，其愤怒也就是更是其来有自。
可惜、可惧、却又需要接受的是，“病毒无国界”已然是今日之现实，而“各国面对病毒有不同的理解和策略”，亦是今日之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