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既指世界，也指中国。就世界而言，变的是格局、秩序、体系；就中国而言，变的是实力、地位、影响力。我们所处的时代正经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因此，分析和认识这些巨大变化时紧密联系中国之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来源于《世界知识》2019年10期，作者系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
最近，关于“百年大变局”的谈话、文章、新闻报道突然多起来。我查了一下，中国领导人谈这个话题是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这个话题热起来，可能与各界重视有关，也与世界大事频出有关。
按国人的思维方式，“百年”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界定，而是指着眼于长远看问题，比如，“百年大计”“百年树人”“百年和好”，等等。百年大变局的核心是“变”，大变局则意味着是性质、结构、影响发生巨变。百年大变局既指世界，也指中国。就世界而言，变的是格局、秩序、体系；就中国而言，变的是实力、地位、影响力。
就百年的时间聚焦而言，研究者所持的视角多样。我本人认为是指上个世纪与这个世纪的百年之间变化的比较，温故知新，这个时间区间还包含新千年的转变。有的则从更长远的视角观察，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400年之变，还有的主要着眼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等等。视角不同，分析的重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正经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因此，分析和认识这些巨大变化时紧密联系中国之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诸多大变局中，世界力量大格局变化引人注目。在我看来，认识世界力量格局有三种方法：一是世界经济大格局变化，由于经济格局是其他力量格局的基础，这方面的变化影响深远；二是国家力量格局，特别是大国力量格局的变化，鉴于大国对地区和世界的格局与发展非同一般，这方面之变影响巨大；三是从思想文化视角观察，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往往代表着文明的取向，这方面的变化影响深远。
从世界经济大格局的角度来分析，最大的变化是发达国家群体力量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自欧洲开启工业化以后，世界力量重心逐步向西方转移，西方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成为发达国家群体，并且长期占据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如今，世界变了，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按经济总量（GDP）计算，已是“半壁江山”，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群体。这个变化大趋势还在继续，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群体经济总量就会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群体。
这是一个大格局的变化，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的上升，他们在发展方式、利益诉求、制度体系，以及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力还将会大大提升。
当然，在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简单地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完全分开并不科学，一则，各国都加入了一个共处的国际体系，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二则，发展中国家群体也会发生结构变化，有的会成为发达国家。不过，从总体格局看，这样的区分还是有意义的。尽管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群体作为利益相关者，会维护体系的基本稳定，但也会推动其调整、改革，让体系与规则能更好地体现他们的利益诉求并成为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与平台。鉴于此，调整与改革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进程，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当然，进程并非畅通无阻，定会有博弈，有冲突，甚至会有激烈的冲撞。
就发达国家群体而言，尽管在相当长时间里还会在资本、科技等方面保持优势，但也面临诸如人口规模缩减、“后老龄化”“铁锈地带”等诸多严峻问题的挑战。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内，发达国家群体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这包括经济的增长、投资、科技和消费，但今后情况会大不一样。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发展中国家群体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特别是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对年度增量的贡献甚至达到了1/3。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但是由于总量大了，即便保持中速增长，其拉动力仍然很大。在中国之后，还有其他一些人口规模大、发展潜力强的国家，如印度、印尼等。从消费市场看，以往重心在发达国家群体，今后，由于发展中国家群体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且“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世界消费市场的增长会越来越由其拉动。由于发展中国家群体作为世界消费市场的作用会不断提升，由此，也会改变以往生产靠发展中国家、消费靠发达国家的不平衡格局。这种结构转变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大调整与大变革。
对于百年大变局，人们特别关注的是权势（power）的变化，或者说是转移。权势，英文是power，蕴含的主要词义是力量、影响力，用在个人表明强势，用在国家意味着强大。
让我们从个人的角度观察权势的转移。权势主要以财富为基础，自从工业化以来，财富向个人集中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新的大变局中，财富向个人集聚体现出新的特征：其一，快速向那些抓住新机遇的少数精英集聚；其二，在新兴领域集聚的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其三，集聚超越国家，在世界范围进行。其结果，少数人拥有的财富数额越来越大，富可敌国，且在新兴领域，如网络、知识产权、大数据等方面拥有掌控地位，雇员达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之众，分布在许多国家。
据统计，2018年，全球26位最富的人所拥有的财富为38亿贫穷人的一倍，亿万富豪每天增加的财富多达25亿美元。在美国，0.1%的富豪拥有美国25%的财富，1%的富豪拥有40%的财富，比如，亚马逊老总贝索斯所拥有的财富高达1120亿美元。就世界范围而言，目前1%的人掌控了50%的财富，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会提升到65%。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财富积累向个人集聚的速度最快。2018年，在全球新增的亿万富豪中，多数在新兴经济体，1/2在中国。不过，与传统的财富集聚不同，其突出的特点是，绝大多数新富豪的财富增长并不是靠继承，不是靠强夺，而是靠抓住新机遇，靠技术创新。比如，在中国新增的富豪中，97%靠白手起家，1/3靠创新，而且，就年龄结构来看，大多为年轻人。
财富向少数人倾斜，由国家向个人倾斜，在此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国财富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公民财富的普遍增加，在富豪财富积累加速的情况下，很多人的财富却会缩水，并可能会滑落到下层。另一方面，本来强势的政府会因新技术，特别是网络、大数据、智能化的快速发展而变得“失能”，对增量财富的再分配能力下降。技术积累比劳动积累更快，比尔·盖茨早就提出，政府应该对机器人征税，也有人提出应该对所有能带来增值的“非人劳动者”征税。
在此情况下，社会权势的结构出现大的变化，一则，少数人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导向力，对政治与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二则，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所谓中产阶级人群地位动摇，影响力下降；三则，被排挤到社会底层的人群走向“民粹主义”，极端势力上升。而那些掌控巨额财富的富豪通过“国际化”的方式（免税岛、多国护照等），成为不受政府管理的“超级人”，他们运筹帷幄，进退有方。而普通民众出于对现行社会政治的不满，往往采取“非理性”的选择，让极具个性的“政治黑马”上位，比如，从未有过从政经验的商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靠出演反腐人物的演员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等等。
新科技革命导致经济运行方式、就业结构、生活方式等发生重大与快速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作会被智能机器人替代。新的变局势不可挡，尽管对其带来的后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有些已经初露端倪。比如，大数据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基础构成，拥有者的权势掌控力与影响力可以变得超乎寻常，由此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的巨大变革。
如果仅顺着这种思维去分析，未来的世界将是非常可怕的。新时代似乎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比如，有人认为，尽管未来财富趋于集中，但财富拥有的方式与含义发生巨大变化，财富大多是存在于股市、债市的“虚拟资产”，是数字化的“社会资本”，依托社会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个人财富的社会化”。如果失去社会支持，大量财富可能会“顷刻化为乌有”。传统工业化创造的是集聚化的社会结构，而新变局创造的是离散化的社会结构，在此情况下，少数富豪并不能掌控多样、离散与变换的“公民社会”。有人认为，新经济创造的是一种“协作网络”，依赖开放、创新、互动与分享。故此，新时代的财富集聚特性与以往有着巨大的差别。
尽管如此，新变局所带来的挑战仍是严峻的。比如，传统的就业方式发生转变，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如何不被新的发展所抛弃，如何能够分享新发展的成果。对于政府而言，是如何建立适应新变局的政策与管理方式，如何找到解决财富积累两极（财富拥有者和社会公众）化问题的“两全其美”的新政策。
谈到百年大变局，总是要回答未来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或者说，现在很难说清楚。为此，我曾引述别人的一个说法，把未来称之为“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而正是因为没有答案，人们都在寻求答案。
冷战结束后，两份答案曾引起争论，一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二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认为，鉴于苏联垮台，世界会从此走向西方自由民主道路。此论断也许对助长美国在世界各地卖力推行其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甚至为此不惜发动战争起到了一定作用。世界实际的发展现实却不支持这个答案，福山本人也认为，自己的论断错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根据是，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不再重要，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来理解世界政治，这就是未来引起冲突的是文化，即文明。他的这个说法好像至今还有市场。
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务院规划司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放言，美国与中国之争“是一种完全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这将是美国首次应对“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遭至广泛的批评。斯金纳是美国的高官，负责政策制定，她好像不是说着玩的，背后定有故事。正如《华盛顿邮报》刊文所指出的，美国可能正在策划一场“文明冲突”。
其实，亨廷顿并非坚持必定会有文明冲突。在他后来写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才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的确，把当今和未来的世界变局归结为文明冲突，既不正确，也很危险。百年大变局，变的领域很多，诸如力量格局、国际秩序格局、发展范式、气候变化、社会文化等。这些是大局之变，还有中局、小局之变。这么复杂的变化，怎能用文明冲突而概之呢！
就力量（power）变局而言，结构也很复杂。比如，既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之变，又有大国力量对比之变。总的趋势是，发展中国家力量大幅度上升，会超过发达国家，美国霸权衰落，非西方大国上位。据预测，按经济总量衡量，到本世纪中期，前三位综合实力大国是中国、美国和印度。没有不变的格局，力量对比变化是一个大趋势。面对变局，理性的选择是适应性应对，而不是对抗。在当代，后起者争霸，或守成者守霸，都可能难以如愿，而斗起来更是两败俱伤。
在力量变局中，还有“第三者”的因素不能忽视，即越来越有影响的“非国家力量行为体”，如大公司集团，它们都是“富可敌国”，其业务、财富和人员遍布世界；跨国商业网络，它们超越国界，甚至运行于云空间；非政府组织，它们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庞大的联系网络；还有极具影响力和破坏力的极端恐怖组织网络集团，等等。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影响力和作用甚至超过单个国家，包括大国。它们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大公司集团，往往通过市场行为导向影响政策，或者通过利益关系影响政府决策；跨国商业网络，可以通过其“内部系统”形成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推出“准规则”；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有影响力的游说或者社会舆论，生成巨大的影响力；还有极端势力集团，利用网络进行联络，进行恐怖活动，等等。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体现为复杂的非传统特征，其作用甚至很难透察。特别是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它们的隐形存在与非常规活动常常难以应对。
总之，大变局下的世界，可能将是一种多中心、多力量、多角色的复杂格局。由此，文化，或者说是文明，也会是多样性并存与相互影响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明有其自身的内涵基础和生存方式。比如，尽管近代西方实力占上风，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起到了导向的作用，西方文明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与扩张，但是，西方文明并未获得独霸地位，并没能消灭，或者替代其他文明的存在与发展。
前不久，中国组织召开了亚洲文明对话会议，亚洲全部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300多名代表与会，会议的主调是文明的交流互鉴，强调的是文明多元、多向格局下的相互尊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还提出过构建和谐世界，二者的旨意是一致和清晰的，就是要推动不同文明的兼收并蓄，反对文明对立和冲突。
百年大变局，一个理想的未来，可能不再是霸权主导的世界，不再是单方力量主导的世界，不再有文明的冲突……也许，在经历过无数灾难后，人类有了新的文明觉醒。然而，回到现实，那个理想的世界似乎仍很遥远。